过去鸿雁传书,现在一“键”传情

作者: admin 分类: 科技 发布时间: 2019-07-25 15:30

 温故 | 过去鸿雁传书,现在一“键”传情

2016年2月,北京街头的老款邮筒。庞铮铮/摄

遣词酌句,亲手动笔写好一封信,装进信封,贴上邮票,投进绿色的邮筒,然后数着日子盼回信……这样的事,已淡出人们的经历。但普及电话、电脑前,信件是人们跨越地域传递信息、联络感情的重要媒介。

翻山越岭找到你

十九世纪以前,我国信息的传递依赖的是古老且传统的邮驿。1909年,大清邮政总局完全取代了之前的民信局。

邮政开办初期,北京市民对使用邮政还很不习惯。因为邮局实行预付邮资制度,寄件人得先买邮票贴在信封上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邮政逐渐为人们所了解,使用邮政的人也就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。(1998年12月8日《北京日报》5版,《我国现代邮政的先河》)

新中国成立后,北京的邮电事业飞速发展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民间联络主要靠书信。小小的信件,翻山越岭,甚至漂洋过海帮人们沟通联络。

上世纪80年代,有很多人通过信件跨洋跨境到北京寻亲。

1987年,市邮件分拣局的丁师傅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:从美国寄来一封信,收信人是东城区东总布胡同一家私人医院的丁美琪。丁师傅在东城区没有找到人;按人名到市公安局去找,也没有找到。但查到一个叫丁美琳的,在宣武医院工作。丁师傅抱着一线希望找到宣武医院,果然信是写给她的。她激动地说,信是她外甥女写来的,她们分别时外甥女才一岁多,如今已经三十多岁了。(1987年6月18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邮政战线上的“二传手”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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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,通县邮政局投递组曾接到自香港转来的台胞来信438封。但是,由于40年来地名发生了很大变化,许多来信无法投递。仅1988年头11个月就有27封这样的信。比如一封平信信封上写着:寄河北省通县城内牌楼口3号郭宗尧先生收。但是通县早已没有这个地址。投递组组长乔春生走访了10多位老住户,经过20多天的周折,终于了解到,这位姓郭的住户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搬到运河东去了。根据这一线索,才最终找到了收信人。通过这样的努力,当时的通县邮政局先后为24封台胞寄来的疑难信件找到了收信人。(1988年12月5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通县邮局热心为台胞寻亲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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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60年代初,还有通过信件跨国寻友的故事。当时八面槽邮电局邮递员彭斗遇到一封从越南寄来的平信。信封上写着“北京车站西边,范子平胡同常清纪同志收”。旁边注着“门牌记不清了,只记得门口有个大铁油缸”。彭斗拿着这封信,一走进范子平胡同就寻找大铁油缸,可是走完整条胡同也没找到。第二天,彭斗又来找,送一户信问一户,路上遇见人也打听。经过三天的努力寻找,终于在胡同十七号后门找到了常清纪。原来在寄信人出国前,常清纪的家门口是有个大铁油缸,可巧在前些日子被拆走了。(1961年8月28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,《一封没有门牌的信》)

过去,通过邮件求购药品的也不少。1998年,沈阳机床厂一名职工的七岁儿子经常性肚脐疼,多方求医,未能根治。后来听说,北京同仁堂的“小孩暖肚膏”管用,便给同仁堂写了一封信,求购三贴“小孩暖肚膏”。这位职工心想:三贴膏药才一块五。北京到沈阳,邮费都比药品贵。为这赚钱不多、费力不小的事,同仁堂能给办么?没想到,不到一周,三贴暖肚膏寄到了家中,治愈了孩子的病。全家人高兴极了,再次写信,向同仁堂药店表达感激之情。

前门外大栅栏同仁堂药店的负责人1999年接受采访时说,他们每年办理的外地顾客求购药品的来信达六千多件。(1999年5月28日《北京日报》12版,《同修仁德 广济世人》)

不规范投递麻烦又误事

过去,信件往来很多,但却不是所有人都会寄信。

1964年,北京市邮局邮政处王鸿进曾给本报来信:信封上的自造字和潦草字很多,有的信试发几次,经过询问派出所才找到收件人,有的经多方探询仍无法投递,只好退回收件人。(1964年1月3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,《邮件上的自造字怪字和潦草字 影响邮局投递工作》)

1963年,平谷县王庄公社东古村屈舒增来信说:不久前,我们大队收到几封错投的信件。这些信件有的是寄往东高村的,有的是寄东河甫的,有的是节古店的。由于信封书写不清楚和投递员的疏忽,造成错投。希望寄信人注意写清楚,以免使信件延误或丢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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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,还有邮局工作人员来信反映,经常发现有人使用航空信封寄信,却按普通信件贴邮票,还总有一些未贴足邮票的信件。遇到这种情况,只好把信件退给寄信人,既麻烦又误事。(1963年9月12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,《关于邮寄的几个问题》)

邮件缘何“慢性子”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北京高楼大厦拔地而起,邮件业务量增长了好几倍,考验着邮政通信能力。仅以海淀区邮政局为例,1987年,该局的邮件业务量差不多是1970年的八九倍,每天需投递的邮件报刊52.1万件,可是多年来全局只有150多名投递员。

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,车马邮件都慢”——现在很多人都喜欢《从前慢》中的这种慢节奏生活。但当初,人们等待邮件的心情通常都是非常焦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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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年3月15日本报2版刊登了《“邮路不畅”的忧虑》,作者吴昊谈道,“最近人民邮电报公布了21个城市‘市区平信速度调查’,北京算上游之一,24小时。”“但周围的人们谈起时下‘邮路不畅’的时候,又总跟这24小时的调查数字对不上号。我本人收到的市内信件,少则三五天,多则七八天。不管怎么说,市内的信件还算是快的。去年9月28日,我往杭州寄去一封信,对方10月28日收到,而对方于10月31日寄出的复信,今年2月11日我才收到。去信走了一个月,回信走了一百天。”

邮件走得慢,不仅是因为信件多,年底如雪片般的贺年明信片及各类竞赛、征文、调查、游戏、竞猜活动的海量选票、投稿等,也给邮政部门增加了很大压力。

为了给邮件提速,邮政推出“黄帽子信筒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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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年8月10日,长安街和王府井等主要街道上出现了28个顶部漆成黄色的“黄帽子”信筒。这种信筒,有专人、专车开筒取信,分拣封发。凡寄往本市市区和近郊区(不含农村)的信件,上午11点半以前投入,下午即可送达;晚上9点半以前投入,第二天上午送到。(1983年8月10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本市新设“黄帽子”信筒投递速度快》)

“黄帽子”信筒设立一个月就令15万多件平信提速。随后,市邮政局又增设了一批“黄帽子”信筒。

另外,一些地方不通邮,群众意见也很大。当时,一栋栋楼房盖起来,但有的即使就在邮局对过儿也不能通邮。1986年上半年以前,仅海淀区不通邮的楼房就有数百栋。

从1986年下半年起,海淀邮政局开始依靠社会力量弥补邮政通信的不足,短短几个月就在居委会里办起111个代订、代销、代投的“三代”点,解决了553栋楼房和1.8万户平房的通邮问题,同时加快了投递速度。(1987年7月16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,《兴办“三代”点 邮件进高楼》)

来自E-mail的冲击

进入新世纪,北京信息化水平已高居全国榜首,拥有400多万“网民”、固定电话445万部、移动电话280多万部、公用电话7万部。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将北京人的生活引向一个崭新的时空。

2001年3月23日本报6版的报道《市民生活说网络》中写道:过去,人们使用平信、挂号信、航空信,靠着绿衣使者鸿雁传书;如今,电子邮件快如闪电,图文并茂,有声有色,电子信箱已成为追求时尚的京城人继电话、寻呼机、手机之后,第四大联络工具。

在E-mail的冲击下,市民对于普通信函的依赖性大大降低。“黄帽子”邮筒也日渐“失宠”。2005年4月4日本报5版的报道《北京54个“黄帽子”信筒面临转岗》提到,“黄帽子”的年处理量从四五年前的500万件已下降到179万件。“黄帽子”早班开筒时,50多个邮筒加在一起的信件量有时只有50件。

2007年起,“黄帽子”信筒开始逐渐退出市场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具有快递功能的“双色信筒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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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5月26日,参加“我给娃儿写封信,诉说父母思娃情”活动的外来务工人员将亲笔书写的家书装入信封,快递给远方家中的儿女。孙戉/摄

大山邮差的温暖坚守

虽然邮寄平信的人越来越少,但只要有信件,就有绿色邮差的坚持。在许多深山小村里,邮递员翻山越岭为村民送信。

2011年时,王自殿是门头沟区大台邮政所唯一的投递员。方圆40多里地,2000多户人家、20多个单位和一个煤矿都是他的服务对象。

去往半山腰上的黄土台社区,自行车没法推,一共要走425级台阶。一里多地,上下来回走一趟,王自殿至少得花半小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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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,大山邮差王自殿投递的路段80%都是山路,每天,他推着自行车艰难往返于方圆40多里的路段。方非/摄

桃园,一个分散的小村,半山腰上住着不到20户人家。上山的岔路口紧挨着马路边,怕信件丢失,王自殿只好扛着自行车上山。有时为了一封信,王自殿也得上一趟山。(2011年9月14日《北京日报》9版,《大山邮差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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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,已经57岁的于兴三还在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邮政所担任邮递员,每天翻山越岭,将信件准时送达山中人家。面对转岗机会,他放弃了,依然带着邮包,穿梭在山间。他说,“乡亲需要我!”(2017年12月29日《北京日报》特3版,《乡亲需要我》)